例如，在搜索引擎设置中提供cookies的关闭选项，在生活应用软件中设置禁止提供位置信息的按钮，赋予用户在使用支付软件时删除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的权利，这更能促进隐私信息的合理使用。
此时，该词并非仅指当事人实际在场，还包括打电话等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况。[xix]前引[8]，毛雷尔书，第146页以下。
第三，不发生直接左右人民权利义务之效果的行政行为，除非法律特别施加了限制，否则原则上是自由裁量行为。乌勒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问题性在于如何去发现正确的媒介概念。相应地，对这一过程的司法审查应有别于行政行为受法律严格拘束的案件，也有别于那些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但个案事实并非中立对象的案件。[xlviii]参见前引[43]，Koch书，第39页。关于倾向概念，科赫以产生对青少年有害的效果为例加以说明。
他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分为规范性概念和事实（描述）性概念，认为在适用规范性概念时，必须在大前提（规范性概念）和小前提（法律效果）之间插入媒介概念（Mittelbegriff）。该价值判断的核心基准在于狭义的比例原则（个案权衡），但适用狭义的比例原则须以相冲突之利益在法律上（必要时回溯到宪法）的价值位序的确认（权衡的基本规则），和问题规范本身就此作出的价值判断的确认（一般权衡）为前提。二是信息搜集主体不直接共享隐私信息，而是先以数据库的形式储存隐私信息，然后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由机器自动识别（如指纹考勤），或者信息搜集主体依职权查阅（如视频监控），或者第三主体依申请查询（如查询个人房产信息）。
此亦为德国小普查案（1969）判决所肯认。正因为如此，立法者同时又为其设立了诸多除外条款。在基于公共利益的隐私共享情形中，信息控制理论与知情同意规则与前述类型又有不同。此时，主叫方与被叫方形成了通话关系，在这个通话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能因为片面保护主叫方的隐私权而放弃被叫方的知情权。
从小区监控到图书借阅记录，从指纹考勤到身份证信息录入，因公益形成的隐私共享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此外，匿名化处理越是彻底，数据的利用价值便越低。
1990年代的社会认同则更为艰深和复杂，它不取决于少数的稳定团体，而取决于许多细化和变化的关系。所不同者，绝对标准建立在信息控制基础上，认为信息一旦向第三方披露，即在客观上丧失合理期待。因此，所谓的被遗忘权不过是无根之木,在根本上难以实现。由此观之，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已力不从心，这便动摇了独立权说和传统隐私权说的根基。
不惟如此，信息搜集主体对于储存隐私信息的数据库亦负有严格的保障义务，而这已非私法规则所能承受，有必要引入行政法、刑法等公法规则，甚至有必要设置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这些个人信息的披露、使用等行为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应当视行为人对这些信息的取得方式、披露方式、披露范围、披露目的及披露后果等因素综合认定。正如沃尔德曼（Waldman）所言：与其接受传统理论关于公共和个人的区分，我更愿意认为信赖语境下的信息披露仍属于隐私。令人遗憾的是，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规定，不仅未对隐私与个人信息进行有效区分，同时立足于信息控制理论，采取了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
显然，相对隐私概念对隐私公开采取了相对标准，现实基础则是信息社会下隐私信息的必要共享。在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保护个人信息后，基于个人信息易于传递的特性，尤其是在隐私信息丧失其控制基础、隐私判断采动态模式的背景下，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侧重于预防理念的公法手段，在公法的框架下进行风险规制。
但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其基本丧失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因此，孤立来看，姓名和手机号不但不应保密，反而是需要向他人告示的。
年龄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成为公民个人的隐私，反之则不必然……为合理使用有限资源，宅基地审批通常需要考虑申请人的年龄因素。关于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的属性，学界主要围绕独立权说和传统隐私权说展开。由此，隐私判断便从事先的静态模式过渡到由数据使用者来承担责任的动态模式。还有一种观点既否认信息社会下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之可能性，又认为个人信息不同于隐私，应将其归入一般人格权的范围。第一，基于生活事实的隐私共享，即信息关系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基于生活交往、社会互动发生隐私共享。于此情形下，隐私不再是抽象的客观事实,如空间距离、信息等，而只能在具体的行为中被理解。
因为在信息社会，不仅敏感信息可以脱敏，而且只要样本足够大，一般信息也可成为敏感信息。既然我们必须与他人交往，便会发生必须分享个人信息的情况。
如在Sanders v. ABC, Inc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隐私，基于侵扰法的目的，不具有二元的、全有全无的特征。这就颠覆了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隐私理念。
据此，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泾渭分明。事实上，沃伦和布兰代斯之所以撰写《隐私权》一文，也是因为沃伦的家族隐私被媒体侵犯，这已超出绝对隐私的范围。
由此，隐私信息的界定就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四、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 隐私信息的社会属性和动态判断，最终促使了隐私公开标准的演进。在该案中，联邦工作人员通过发传票获得开设账户的银行信息。这就回应了现实需要：无数的人与陌生人分享其私密事务，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事实仍然属于隐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也突出了场景理念的重要性限制，但其只是进一步强化用户同意的形式要求而已，仍然沿袭了知情同意的传统框架。后者在与其他信息结合前，对个人的识别仅停留在抽象的符号阶段，暂时无法影响到人的尊严价值，从而具有商业利用的合法性。
例如，在隐私法上具有标杆意义的纽约州Nader v. General案中，法院认为，信息已为他人知悉便难谓侵害原告隐私。但要求他人删除信息也面临问题：就生产者/销售者而言，客户名单极具商业意义，强令其删除有损其利益。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条只是规定个人信息应受法律保护，没有使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表明《民法总则》并未将个人信息当作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张红教授认为，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向任何人公开自己的隐私，也可以选择向部分人公开自己的隐私，如在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或者某些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互相公开隐私，这些隐私会由于公开而成为共同隐私，但在公开范围之外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洛夫（Solove）认为，信息社会若坚持隐私具有完全私密性的立场，即意味着隐私在当今世界的实际消失。部分独立权说论者关于通过隐私来保护个人信息的做法基本涵盖个人信息基本内容的论断，也从侧面反映了实践的合理性。该法案在比较法上率先突破传统思路，引入场景理念主导的隐私保护新机制，即隐私保护的合理性应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审视，而非进行脱离具体场景的抽象式预判。但在德国法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信息自决权和隐私权未有严格界分。
但工业社会中的隐私信息虽未超出隐私领域，也存在家庭、朋友圈等本地社区之间的共享。二是在主动搜集信息时，搜集主体必须予以明确告知，如告知进入监控领域等，否则可能违宪。
我国立法应在比较法的视角下充分借鉴相关立法的经验和教训。而在美国法上，由于法官严格遵循秘密范式，因此导致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独立权说在我国蔚为主流，学界对隐私公开的判断亦多采绝对标准，但我国法院通常不以此作为判断隐私侵权的标准，且在隐私公开的判断上进行了变通（后文再述），因此未出现难以令人接受的判决。在信息社会中，人的社会交往形式以网络空间为典型。
